一、茶文化的發(fā)展階段
文化是精神和物質(zhì)的總和。精神是人的思想意識、人生態(tài)度和行為作風的外在反映。
茶文化是人賦予茶身上的精神寄托、情感以及茶的種植、培育、加工工藝的總和。
“茶”是經(jīng)過人的培育、種植、加工出來的一種“物”，本身沒有“精神”，而當人們把追求的精神寄托中“茶”身上后，“茶”被賦予文化的內(nèi)涵，茶文化就產(chǎn)生了。
中國的茶文化是伴隨著茶的開發(fā)利用而萌芽發(fā)展起來的。中國茶文化萌芽于兩周(西周、東周：約前11世紀-前256年)，奠基于兩晉(西晉、東晉：265-420)，形成于唐(618-907)，唐以后以后至今進入豐富發(fā)展階段。
1.茶文化萌芽于兩周(西周、東周：約前11世紀-前256年)
這點，我們可以從茶最早的3個用途得到印證。
食藥：早在上古時期，我國先民就認識茶，并開始使用。成書于東漢的《神農(nóng)本草經(jīng)》是我國現(xiàn)存最早的藥物學專著，其載：“神農(nóng)嘗百草，一日遇七十二毒，得荼而解之”;成書于秦漢時期的《神農(nóng)食經(jīng)》也載：“荼茗久服，令人有力悅志”。根據(jù)這些記載，唐代陸羽在所著《茶經(jīng)》曰：“茶之為飲，發(fā)乎神農(nóng)氏?！毖椎凵褶r(nóng)氏是我國最早認識和使用茶的人;“藥食”解毒，成為茶的第一個用途。
款客：《爾雅》是我國第一部詞典，大致成書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戰(zhàn)國時期。根據(jù)《爾雅 · 釋木》“荼含香，故名蔎。荼之用，非單功于藥食，亦為款客之上需也”的解釋，戰(zhàn)國時期，茶開始用作招待客人，“款客”成為茶的二個用途。戰(zhàn)國時齊國博士淳于越在所著《晏子春秋》中說：“嬰相齊景公時，食脫栗之飯，灸三戈、五卵、茗菜耳。”這一記載證明戰(zhàn)國時代茶成為貴族款客的一種形式。
供喪事：《周禮》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經(jīng)典，作者和成書時間盡管有爭論，但一般認為不會晚于戰(zhàn)國時代。根據(jù)《周禮·地宮·司徒》“掌荼，下士二人，府一人，史一人，徒二十人”的記載，西周時設有“掌荼”這一官署，職責之一是“掌以時聚荼，以供喪事”，“供喪事”成為茶的第三個用途。1987年，考古學家在信陽固始縣發(fā)掘的戰(zhàn)國古墓中出土有茶葉，證明了《周禮》茶“供喪事”的記載。
這3個用途，除“藥食”外，“款客”和“供喪事”都具有文化的內(nèi)涵。
“誠”(以誠相待)“敬”(對客恭敬)“納”(接受容納)“喜”(見客而喜)是主人“款客”的基本態(tài)度;祭祀的目的主要是弭災、求福、報謝。祭祀時的擺放供品，表示對先人的崇敬并求庇護。因此，“款客”和“供喪事”表面上是一種具體的行為，背后折射的是人的意識。
2.茶文化奠基于兩晉(西晉、東晉：265-42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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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晉時期是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形成和發(fā)展的重要時期，也是茶作為一種精神文化象征奠基的時期。
兩晉時期，頹廢的人生觀導致縱欲主義橫行，新興門閥如日中天，貴族們一個個高官厚祿，無所事事，過著奢侈荒淫的生活;士族文人群體逐步減弱了社會責任感，日漸消失了昂揚奮發(fā)的精神風貌。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在所著《中國通史》中寫道：“頹廢的人生觀，是這時代的一個大病?！蔽鲿x詩人張載在《登成都白菟樓》一詩中這樣寫道西漢時從中原遷徙到四川的富豪“程鄭、卓王孫(卓文君的父親)”的奢侈生活。
“程卓累千金，驕侈擬五侯。門有連騎客，翠帶腰吳鉤。鼎食隨時進，百和妙且殊。披林采秋橘，臨江釣春魚。黑子過龍醢，果饌逾蟹蝑。人生茍安樂，茲土聊可娛?！?/p>
唐代詩人劉禹錫在《烏衣巷》一詩在寫道：“舊時王謝堂前燕，何時飛入百姓家”。(“王謝”：王導、謝安)
對于社會上世風日下的頹廢人生觀和奢侈荒淫、不重名節(jié)、無所事事的現(xiàn)狀，一些有識之士痛心疾首。
西晉文學家、御史中丞傅咸(239-294)，字長虞，北地泥陽(今陜西耀縣東南人。傅玄之子，曾任太子洗馬、尚書右丞、御史中丞等職)，為官峻整，嫉惡如仇，直言敢諫，力主簡樸，說“奢侈之費，甚于天災”(《晉書 · 傅咸傳》)。在所著《螢火賦》曰：“不以姿質(zhì)之鄙薄兮，欲增輝乎太清”，“進不競于天光兮，退在晦而能明”。反映了傅咸不競虛榮的處世態(tài)度。
西晉政治家、文學家、軍事家劉琨(271-318)，見國無寧日，心中十分苦悶，常以茶解悶消愁。
奢侈荒淫、縱欲主義與憂國憂民、精行儉德人生觀的對立，使人們渴望找到新的精神寄托物。
在這種時代背景下，汝寧太守杜育寫下中國茶文化發(fā)展歷史上的奠基之作《荈賦》。
杜育(?-311年)，字方叔，襄城郡定陵縣(今河南省葉縣)人 。西晉大臣、茶學家、曹魏平陽鄉(xiāng)侯杜襲之孫，自幼岐嶷，號稱神童。風姿俊美，頗有才藻，人稱"杜圣"，晉惠帝時(290-306)永興中拜汝南太守，后為國子祭酒。“二十四友”之一。永嘉之亂(311年)，洛陽城破，遇害身亡。
晉惠帝時(290-306)，時任汝寧太守杜育(字方叔，鄧陵人)從新息(今息縣縣城)南渡淮河，在弋陽郡西陽縣和義陽國鄳縣(今羅山縣)考察漫山遍野的茶園，以及茶農(nóng)采茶、制茶的過程，并品嘗鮮茶后，寫下《荈賦》：
靈山惟岳，奇產(chǎn)所鐘。瞻彼卷阿，實曰夕陽。厥生荈草，彌谷被崗。承豐壤之滋潤，受甘霖之霄降。月惟初秋，農(nóng)功少休，結偶同旅，是采是求。水則岷方之注，挹彼清流。器擇陶簡，出自東隅;酌之以匏，取式公劉。惟茲初成，沫成華浮，煥如積雪，曄若春敷。
賦首先描述茶樹的生長環(huán)境：高聳入云的靈山，是“物華天寶”的鐘情之地;看那山麓西側的連綿起伏的山嶺，茶樹生長在長年云霧繚繞、日月鐘情的地方。
接著寫茶的種植環(huán)境：漫山遍野的茶樹，享受著肥沃土壤的滋潤，晚上霧露茶樹，清新鮮嫩。初秋時節(jié)，農(nóng)事稍閑，可以邀諸友，結伴來到這樣美麗的靈山采茶制茶。
接著再寫如何烹茶用水和品茶：煮茶要取像岷江水一樣的清澈山泉，茶具要用東甌越州生產(chǎn)的精致青瓷器;分茶要效仿周文王的祖先公劉(公劉，生卒年不詳，姬姓，名劉，"公"為尊稱，是古代周部族的杰出首領，不窋之孫，鞠之子，生子慶節(jié)，周文王的祖先)，用匏做成的瓢來分茶湯。茶湯煮好時，粗糙的“沫”會往下沉，精細的“華”會向上浮。待茶煮好，茶湯靚麗的猶如積雪，燦爛的猶如春天的花。
汝寧太守杜育的《荈賦》，標志人們找到了精神的寄托物——茶。
杜育的《荈賦》是我國也是全世界的第一篇有關茶的文學作品。對于《荈賦》的價值，歷史上都是從文學的角度給以肯定的。宋蘇東坡在《寄周安孺茶》詩中不無感慨地寫道：“賦詠誰最先，厥傳惟杜育。唐人未知好，論著始于陸。”宋代文人吳淑在所作《茶賦》中也對杜育給予高度的評價，其贊譽的句子為：“清文既傳于杜育，精思亦聞于陸羽。”我國中國著名的茶道專家、博士生導師、研究員、教授周文棠所著《茶道》認為:杜育是使飲茶具有風雅文化的第一人，所撰《荈賦》標志著中國茶道文化的萌芽。
在我看來不僅如此。中國文人自古以來喜歡借物抒情，托物言志，把感情寄托于對事物的愛憎之中，借物品的形象含蓄的抒發(fā)自己的感情。杜育雖是文人士族，“二十四友”之一，但作為一名高官，曾在劉喬攻范陽，王虓于許昌時，與劉琨一起率兵救之(《晉書·劉琨傳》);作為茶學家，考察茶園，歌吟茶事是責任所在，應當不是碌碌無為之人，而是有擔當有志向之士。《茶賦》最后“惟茲初成，沫成華浮，煥如積雪，曄若春敷”4句，表面是寫烹茶初成時的茶湯狀態(tài)，實際上是借寫茶湯的狀態(tài)，表達自己希望西晉的政治、社會能向去除“浮華”的茶水一樣，呈現(xiàn)出“煥如積雪，曄若春敷”的“清流”景象。
浮去“奢侈之害”，呈現(xiàn)“清流景象”就是杜育寄托在茶身上的精神追求。正所謂：“方叔品茗作《荈賦》，煥雪曄敷寄于荼”。
茶樸實、典雅、既勃發(fā)又不張揚;煮茶時，茶湯渾濁，沉淀后茶色清亮，可謂“渾濁下有清流”;飲茶時，雖感苦澀，但茶香沁肺，甘甜潤喉的特征，既能反映當下社會現(xiàn)實，也是人生的寫照。這時，飲茶不再是僅僅只是滿足生理和養(yǎng)生的需要，而是上升到滿足人們精神的需要，被賦予文化的內(nèi)涵。從此，茶成為有志之士寄托精神追求、表達志向的象征。杜育的《荈賦》，是中國茶文化形成發(fā)展中的“第一塊”基石，“以茶明志”為茶文化的發(fā)展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
到了東晉，為扭轉(zhuǎn)社會驕奢淫逸的不良風氣，引導社會向積極進取的方向前進，吳興太守陸納(字祖言，吳郡吳縣(今蘇州)人，東晉政治家)，力主儉樸，提倡以茶倡廉抗奢。陸納認為，以茶果待客即高潔，又樸素，是最好的禮節(jié)，同時又能顯示自己不迎合驕奢習氣的生活方式，展現(xiàn)清廉之風。
“陸納杖侄”的故事
據(jù)《晉中興書》記載：(陸納為吳興太守時，衛(wèi)將軍謝安常欲詣納。納兄子俶怪納無所備，不敢問之，乃私蓄十數(shù)人饌。安既至，所設唯茶果而已。俶遂陳盛饌，珍饈必具。及安去，納杖俶四十，云:"汝既不能光益叔父，奈何穢吾素業(yè)?)一次，東晉顯貴和文人領袖衛(wèi)將軍謝安(320-385，字安石。陳郡陽夏人，東晉政治家、名士)來拜訪，陸納清茶一碗，輔以鮮果招待。陸納的侄子陸俶見狀，及時將暗中準備的端上救場。謝安走后，陸納怒氣沖沖地拿來棍子，連打侄子40杖，邊打邊呵斥：“你既不愿向我一樣過儉樸的生活，為什么還要以奢侈的宴席玷污我追求的高潔生活方式。”
“桓溫自嘲”的故事
東晉政治家、軍事家桓溫(312-373，字元子，譙國龍亢縣人)，身居要職，《晉書·桓溫傳》曰：“桓溫為揚州牧，性儉，每燕宴惟下七尊柈茶果而已。或臥對親僚曰：“為爾寂寂，將為文景所笑?！?眾莫敢對。既而撫枕起曰：“既不能流芳后世，不足復遺臭萬載邪!”桓溫生性儉樸，每次同僚一起聚會吃酒飯時，只吃七枚干茶果而已。一次他躺著對親信說：“這樣寂寞無為，將被文帝司馬昭、景帝司馬師所笑?！北娙硕疾桓覍Υ?。一會兒又撫著枕頭坐起來說：“既然不能流芳后世，難道就不能遺臭萬年嗎?”
這兩個小故事充分體現(xiàn)出東晉時的一些有識之士淡薄儉樸生活態(tài)度和獨善其身、不沉溺世俗的精神追求。
3.茶文化形成于唐
“安史之亂”對唐代的統(tǒng)治者和士族人文的信心造成巨大沖擊，唐代文化進入自適性調(diào)整。
自漢武帝“罷黜百家、獨尊儒術”后，中華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主體。唐代前期思想繼承魏晉南北朝的儒學，唐代中期的主流意識形態(tài)卻是崇尚道教與佛教;又因為唐朝是一個極為開放的時代，特別是胡風盛行，外來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沖擊著漢文化的根基。唐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(755-763)的“安史之亂”，成為唐由盛而衰的轉(zhuǎn)折點，是唐代缺少約束羈絆的必然結果，是“禮”制缺失帶來的巨大災難，對唐代人對唐代重現(xiàn)實世界、不僵守古制、極具開放性文化的信心造成嚴重沖擊。
回歸儒家思想、建立正常的社會秩序成為必然的選擇。
經(jīng)歷“安史之亂”的陸羽(約733-約804)，痛定思痛后，對陸納、桓溫雖官居將相，富甲一方，但以儉德自居、自我約束的行為極為推崇。在《茶經(jīng)·一之源》中，陸羽寫道：“為飲，最宜精行儉德之人?！?/p>
所謂“精行儉德”之人，是指那些追求“至道”的賢德之士。
“精”，指專一;“行”指行事?！熬小敝缸鋈艘獓栏癜凑丈鐣赖乱?guī)范“行事”。
“儉”有節(jié)約、約束之意?！墩f文解字》釋“儉，約也”。段玉裁注云：“約者，纏束也。儉者不敢放侈之意?！标懹鹪凇恫杞?jīng)·五之煮》中寫道：“茶性儉”，是說茶具有內(nèi)斂淡泊的特征。在陸羽看來，“節(jié)約的儉”與“約束的儉”是表里關系，是茶的“德”的兩個方面。陸羽《茶經(jīng)》所說的“儉德”主要指做人要自律，恪守傳統(tǒng)道德。
“精行”“儉德”都是儒家所提倡的。陸羽在《茶經(jīng)》中沒有直截了當說出回歸儒家思想，而是通過說茶最適合什么樣的人表明回歸儒家思想的立場。同時，不論是杜育在《荈賦》中極力推崇“酌之以匏，取式公劉”;陸羽在《茶經(jīng)》中極力提倡“煮茶”的品飲方式，就是希望人們通過參與從煮茶到品茶全過程，感悟茶內(nèi)斂淡泊的特性，獲得對自律的道德自覺，使飲茶者成為“精行儉德之人”。
陸羽的《茶經(jīng)》及提出的“精行儉德”理念，成為中國傳統(tǒng)茶文化的“第二塊基石”。從此“精行儉德”成為茶文化的精髓要義，中國古代茶文化得以確立。
自杜育“以茶明志”和陸羽提出“精行儉德”之后，中國傳統(tǒng)茶文化得到豐富和發(fā)展。
二、中國傳統(tǒng)茶文化“以茶明志”“精行儉德”精髓要義的啟示
當今，我們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，中國社會正處于一個大變革的時期?；仡櫠庞龑⒉枳鳛榫褡非蟮募耐?，“以茶明志”;陸羽提出“為飲，最宜精行儉德之人”，以及二人對飲茶過程的推崇，給我們什么的啟示。
1.當今，我們處在實現(xiàn)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，一些人在享受幸福的時候，殆倦了奮斗，“躺平”成為人生追求。杜育將茶作為精神追求的寄托和陸羽“為飲，最宜精行儉德之人”都是在世俗幽昏的時代背景下提出的。這告訴我們，在世俗面前，人要有精神上追求，積極向上。
2.當今社會機遇與挑戰(zhàn)并存，新矛盾新問題層出不窮，天地人道和諧共處的問題已成為擺在人類面前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。繼承和弘揚中國傳統(tǒng)茶文化“明志”“自律”的精髓要義，對促進人與人、人與社會、人與自然的和諧具有重大意義。
3.古人之所以選擇茶作為精神的寄托，看重的是茶樸實和典雅、勃發(fā)和內(nèi)斂的高貴品質(zhì);之所以有繁縟的茶道，就是將品茶作為修身養(yǎng)性的途徑，使人在飲茶的過程中領悟茶道“和、靜、清、儉”精神。品茶的過程，就是品悟人生、修身養(yǎng)性、凈化心靈的過程。
來源：信陽市茶文化協(xié)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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